六十多年前的案卷

  这样,毛泽东同时指导着两个战线上的斗争,一个是在党政军民(群众团体)内部开展的“三反”斗争,一个是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五反”斗争。这两个斗争互相配合,结合进行。

我静静地翻阅着这些案卷,这些虽然纸张发黄、文字模糊的案卷里面,分明有着厮杀之声,有着人头落地。那时,人们对贪污犯有一个形象的称谓,就是“老虎”,故有“打老虎”之说。中央规定“大老虎”的标准为6条: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个人贪污不满1亿元,但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损失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但性质恶劣,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财产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凡符合以上6条之一者,即为“大老虎”。为防止实际操作过程中混淆政策界限或盲目追求打“虎”数量,湖北省委将“大老虎”的标准直接界定为“直接贪污1亿元以上者”(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新人民币即现在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1亿元折合今天的人民币1万元)。至于对不同的“老虎”们是如何不同的量刑处分,文件中并没有具体详说,但既然谓之为“老虎”,在必打之列则是必然的了。

  这是大规模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第一个号令。

这足迹仿佛一下子将我与那段历史拉近了。案卷里保存的各类文件和材料,记录着“三反”“五反”运动的点点滴滴,分明都经过当年那些老前辈们审阅、批示、传看、执行过,它们的时代性和权威性可想而知。这足迹既让我感到历史的斑驳久远,又感到时光的无情易逝,六十多年前波翻浪卷的情景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但分明又触手可摸,似在眼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当人们提起毛泽东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总会感慨万千。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57、158、152、153页。)

六十多年前的案卷

  从以下他写的几个批语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对党内这一斗争形势的估计。

小城编写党史二卷,党史部门邀我写“三反”“五反”这一章。“三反”“五反”运动发生在建国初,离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因属保密件,市档案局的一般档案里查不到这方面的内容,经市委办出面,几番周折才得以看到那个年代的案卷。

  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各地的定案处理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我静静地翻阅着这些案卷,像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了那个年代。那是人民共和国刚诞生不久的年代,国家本来就一穷二白,战争疮痍还未抚平,抗美援朝烽烟又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不高,这从案卷的纸张和打印质量就可以看出端倪。纸张普遍呈暗黄色,一是时间相隔太久,二是纸的质量太差。有的纸张很薄,正面的字在反面亦可看到;有的还是用的那种马粪纸,颜色已接近深黑。有的文件上用蓝油墨打印的字已挥发成砣状,辨认不清字迹。有的文件材料还是用钢板人工手刻,字体歪歪斜斜。一个地级城市的文件材料竟如此粗糙不堪,实出乎我意料。文字也不规范,言不及义之处甚多,语法修辞更不讲究,许多口语俚语充塞其中,字里行间间或还有骂人的语句,可想而知文件起草者的文字能力也有限,由此亦不难找到几许当年“大老粗坐天下”的感觉。**

  种种情况说明,在城市中,特别是在大城市中搞“五反”,开展同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斗争,远比在农村中搞土地改革,铲除封建土地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大得多,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范国强

  建国初,当地政府曾计划为毛泽东在家乡建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直通韶山。毛泽东闻讯,当即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并告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信中说:“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③(③毛泽东给黄克诚、王首道并告邓子恢的信,手稿,1950年9月20日。)

然而,谁也不能否认,这些看似不太符合规范公文的薄薄的几本原始案卷,却蕴藏着世纪风云,记录着人世沧桑,案卷里有一股凛然正气荡漾其间。“三反”“五反”运动是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执政地位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泽东主席也及时告诫全党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在进城后的两年间,各地党和国家机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时称“三害”)却不断发生,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1951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考虑到1952年全国可能出现财政困难,决定采取精兵简政、压缩开支、厉行节约、禁止浪费、增加生产等开源节流措施,以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战略决策。根据中央精神,从1951年11月开始,各地发动了全面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各省市和中央局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的“三害”现象上报中央后,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深刻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中央决定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各地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现象。12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由此,“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与“三反”运动几乎是同步开展的“五反”运动也如火如荼进行,“五反”运动既是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资产阶级进行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继续,同时又是“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的结果。1951年底,随着“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全国各地在清查党政机关内部浪费、贪污、官僚主义“三害”的过程中,发现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腐化行为与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直接相关,多数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就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根据“三反”运动揭露出来的线索,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当时称之为“五毒”:一是行贿。二是偷税漏税。三是盗骗国家财产。四是偷工减料。五是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五反”运动历时分别只有10个月和5个月,但成绩巨大,效果显著,得到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衷心拥护、积极参与和高度评价。据资料表明,“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揭露出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和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最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了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据统计,全国有共850万到900万人参加了运动,其中总人数的4·5%经最后核实定案给予了各种处分。在黄石,当时参加运动共计533人,贪污亿元以上的1人,千万元以上的35人,百万元以上的173人。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赃款总数22·01亿元,造成损失36·7675亿元,退赃2·907亿元。“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了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教育,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起到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以史为镜,掩卷遐思,我不能不引发感慨:六十多年前,仅贪污1万元就被定为“大老虎”,由此可知当时我们的党中央对惩治腐败防微杜渐的坚强决心。历史已经昭示,在那种惩腐须用重典的形势下,我们的党风端正,社风清明,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为之焕然一新。联想到今天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类似这样的“大老虎”该是有多少?据近些年来报刊不时披露,在我们一批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中,贪污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竟大有人在,而奢侈浪费与贪污腐败又往往是交叉合流且兼而有之。奢侈浪费和贪污腐败现象的蔓延已严重破坏到我们的党群关系,影响到我们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时下何以要惩治腐败迭出重拳,那分明是在呼应六十多年前“三反五反”运动的警世钟声。

  据薄一波回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情况。当说到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时,毛泽东插话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薄一波说:“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67、168页。)


  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报告。这是东北局送来的,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总结了东北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还列举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其中提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五亿人民币(这里指人民币旧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六十多年前的案卷,比我们的年龄还长,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时间在不断诠释它们的历史价值,我们应当无比珍惜和善于运用这笔宝贵的执政财富。

  公审大会召开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57、158、152、153页。)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意义深远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人法纪严明、公正无私的鲜明体现。

档案局的工作确实令人钦佩,尽管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这些案卷却都保存完好,卷宗都是红色硬壳封面,各类文件材料分别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每册前面均有目录,便于查找。档案工作在一些人看来本枯燥乏味,也没有个人功利可图。但档案局的同志却将之做得这么实在,他们是在用行动证明,档案工作图的是党的功利,是国家的长远大计,它给后人留下的是党和国家所走过的历史足迹。

  这是完全正确的。”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7日。)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①(①毛泽东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0日。)

  这表明,毛泽东决心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反运动那样,毛泽东又着手指导一个新的运动。

  “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

  在“三反”运动结束时,有的民主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中央统战部认为这样做是不适当的,并建议他们不要采用。统战部在准备发出的一个指示稿中讲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审阅此件时,又改写和加写了一段话:“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①(①毛泽东审阅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修改和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3月27日。)

  “(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于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

  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

  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急待去

  几天以后,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北京市委送来一个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里面说,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毛泽东当天就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个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2页。)

  对当时这个情景,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有一段叙述:“中央直属总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一月三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

  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第二天(二月十五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手稿,1952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5页。)以后,他为中央转发上海的一个“五反”报告时,以更为明确而坚决的口气说:“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3月29日。见同上书,第20页。)

  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

  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九五二年一月相继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它们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起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移风易俗,起了积极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这是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的一个指导思想。

  毛泽东工作过于劳累,每天连续工作近二十个小时。三月四日这一天,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六时十分才休息,大约二十个小时。晚上十一时五十分起床后又继续工作。

  “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

  毛泽东特别关注上海的定案处理工作。上海大资本家比较多,对上海工商户(特别是其中大的工商户)的处理如何,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全国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荣毅仁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对他的处理,更加引人注目。荣家的企业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经过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定为基本守法户。这个处理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9页。)

  不久,毛泽东又根据实际情况,将初期规定的四类工商户(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增为五类,增加基本守法户这一类。根据北京市的情况,守法户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样,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仍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手稿,1952年3月5日。)

  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展开。指示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2、193页。)

  毛泽东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①(①毛泽东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电报,手稿,1952年1月23日。)他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②(②毛泽东致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电,手稿,1952年1月25日。)“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③(③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2月5日。)

  毛泽东写完这个批语后,才看到中南军区送来的两份材料,一个是中南军区党委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又高兴了,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即刻给谭政写了一封信,说:“此件①(①指中南军区党委1951年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及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最后一句话是:“盼望你们的捷报。”②(②毛泽东给谭政的信,手稿,1952年1月1日。)

  毛泽东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的时间,实行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对于开展“五反”运动,他最早提出的要求是:“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1月26日。)当他发现由于“三反”“五反”引起经济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便立即调整部署。首先,推迟全国工商业资本家最集中的上海的“五反”运动。他在二月二十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里说:“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规模发动‘五反’斗争,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这样做(指对有违法行为的资本家分批处理。——引者注)。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其次,提出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五反”分步骤进行。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另一个指示里说:“例如河北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三月十号以前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四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他们计划在第三步开展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胜芳等十个城镇中的‘五反’,这是次于上列‘四市’的‘十镇’,也是中等城市,待‘四市’取得经验以后再行开展‘十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领导。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以后再说。”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2月27日。)

  毛泽东转发高岗的报告,是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紧接着转发这两个报告,则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他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

  这些日子,毛泽东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布置“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

  发动“五反”运动,是不是要改变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改变《共同纲领》的规定?当然不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从回顾进城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曲折历史中,说明了发动“五反”斗争的必要性。他说:

  发动这个运动的原因是: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在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都反映出这个问题。

  从一九五二年五月起,毛泽东开始着手部署结束“五反”的工作。早在四月初,他就提出“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他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③(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82页。)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始终没有忘记新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其他一切工作,包括“五反”在内,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随着对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揭发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一种“左”的情绪。这种情绪反映到理论战线上,表现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三期上发表的带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现在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而没有积极的一面。毛泽东发现这个错误,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中宣部为此作了检讨。

  毛泽东还收到邓小平二月二十二日发来的一份电报,反映西南地区工商业出现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和税收明显减少,国营公司百货营业额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三十,工业器材仅及百分之十五,许多私营企业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工商业的停滞,加剧了城市贫民的困难,重庆一区二万人(占该区人口三分之一)到了无食缺食的地步,开始对“三反”、“五反”表示不满。邓下平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人手,启动市场。毛泽东表示同意,要求“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③(③毛泽东在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3月7日。)

  在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他的许多亲属都安心在家乡工作或务农,过着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2、203页。)

  东北,是当时全国各方面工作开展比较早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竞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这里反映出来的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十一月二十日,他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的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高岗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1月20日。)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毛泽东决心发动“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气焰,是雷厉风行的。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掌握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在运动的指导上,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掌握好区别违法与不违法的政策界限。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发展,是合法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在斗争策略上,强调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大中小资本家,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反动资本家。在工作部署上,强调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准备不好,就不要动手,决不能盲目进行,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在县、区、乡三级一般不开展“五反”斗争。

  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

  比较早地反映这些情况的是中共天津市委。他们在二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华北局、,中财委并彭真的请示报告中说: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批发商业成交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私人不买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天津市委认为,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条件下,必须兼顾经济工作。

  “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①(①毛泽东转发华北军区后勤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1日。)

金沙7727.com,  “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

  (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二月九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①(①毛泽东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电,手稿,1952年2月9日。)二月二十二日,他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②(②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二月二十六日,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③(③毛泽东转发中直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6日。)

  不论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还是他写的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厉,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雷厉风行地办到。他要求各大军区都要发“三反”斗争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这些要求是不适当的,很容易造成偏差。

  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

  毛泽东本人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搞特殊。

  “三反”、“五反”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群众运动这种特殊的斗争形式。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注意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力求把群众运动对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注意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毛泽东作为最高决策者和指导者,倾心听取下面的意见,集中全党智慧,肯定和推广好的经验,同时实事求是地纠正运动中的偏差,改正错案。“五反’’结束后,又立即调整工商业,使一度萧条的市场重新活跃起来,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从总的方面说,“三反”、“五反”运动是成功的,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当时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手稿,1952年5月9日。见同上书.第203页。)

  (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毛泽东直接督促案件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

  毛泽东对家乡和亲友严格要求,不许他们有任何特殊,但他并不是一个绝情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是深深地惦念着他们的。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写给石城乡④(④石城乡,原属湖南湘乡,1956年撤销,其所辖区域今属韶山市大坪乡,是毛泽东外祖父文家所在的地方。)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表达了他这种真挚的感情。他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①(①毛泽东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手稿,1954年4月29日。)

  在“五反”进入定案处理的关键时刻,五月九日,毛泽东及时地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为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指示中说:“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

  团拜会后,有一场晚会。许多部长和副部长早已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再去欣赏精彩节目了。团拜一结束,纷纷离场,赶回机关,连夜部署本系统的“三反”斗争。

  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0、171、173页。)

  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

  (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报告。他们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市区党委,并在批语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0、191页。)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他在一九五三年说过:“三反五反只能在去年上半年搞,因为那时我们在朝鲜战场打得很好,战线稳定,土改基本完成,镇反基本结束,而资产阶级的尾巴翘得很高,必须打下去,如果搞早了反而不利。”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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